下篇：成因错综复杂 

面对科技界形形色色的浮躁现象，在采访中，许多采访对象就其成因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各自的答案。但他们又大都认为，将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归为单一或少数几个原因都是不妥的，也是危险的。 

A 体制机制原因 

在探究科技界浮躁现象产生的原由时，许多采访对象都把机制或体制性原因列在重要的位置上。较之社会影响和个人的品性，机制和体制性原因更具有导向性和内在的驱动力，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科研评价机制与职称评定体系有失公平“无疑，在不完善的评价机制下投放的奖励和资源，非但不能带来最优的成果，却能造出品质最坏的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王蒲生博士这样说。 

目前我们的科研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定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过分强调数量，特别是强调论文的发表数量，强调《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收录；同行评议难以名副其实，随意性、主观性和不道德的行为，导致评判偏差；权力与学术结合，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使评判扭曲；等等。 

王蒲生说：“要公平地分配和高效地使用科技资源，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准确公正的评价机制。否则就会造成资源的滥用，进而导致非良性竞争和学术越轨行为；没有意义的项目却得到经费，没有价值的成果却能得到嘉奖，不学无术的庸才却能获得高级技术职称和种种炫目的学术头衔。” 

由于，在目前体制下科研成果和学术职称的评定与个人和单位的各种福利挂钩，评价体系的导向性作用就显得格外强烈，其弊端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就加倍放大。据报道，最近，一项就国家“863计划”实施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的一次综合评估表明，从1986年到2000年，国家“863计划”实施15年来，申请专利的数量与取得的许多重大科研成果和发表的论文相比，明显偏少。调查显示，从1996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出成果159项，发表论文4649篇，获得的专利只有110项，其中最少的1996年只获得了3项专利。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863”计划的目标中并没有涉及知识产权的要求有关，在现行激励体制下，科技人员的各种待遇以及对科研单位的评价一般与科技成果奖挂钩，这其中论文发表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而取得专利的数量不是一个硬性指标，从而导致各方面重视论文成果，对申请和取得专利不够重视。而耗费巨资开发出的成果如果不尽快寻求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极易被竞争对手仿冒使用，自己的心血将付诸东流。 

有调查显示，48％的院士认为，只有少数鉴定会能如实、公正地评价科研成果的水平。只有33％的人认为国家级三大奖比较公正，而对任何一种奖励的公正性持肯定态度的样本都没有超过50％。 

立项拨款机制值得商榷 

在目前体制下，争取立项，不但意味着专业评价问题，随之而来的科研经费还能补充工资奖金，更会为单位和个人带来各种形式的实惠。王明星告诉记者，那5000万元科研经费的另一半中，大约有50％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下发了。这样做，有他们的无奈，他们每年得到的事业经费并不够发工资；而另50％则在科研课题费的名义下，挪做他用。王明星强调，现行的机制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和审计作用十分薄弱。在立项方面，在整个社会不良风气的大背景下，加上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官员对此的不当干预，难免使立项难以公允，甚至出现违规现象。一位专家就对记者表示，一位掌握立项权力的官员就要求他们向该官员的夫人所在单位划拨项目款；而另一位科学家则反映，几年前，一个重大项目不知为何竟然交给了一个并非本专业的人，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专家坦言，“跑”项目，拉关系，已经成为一门“学问”，需要花费申请人不少的精力…… 

对科学研究的调控机制和管理手段欠缺 

专家指出，由于缺少对科学研究规律的认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调控机制和管理手段不全面，还不能适应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因而造成了导向方面的失误，助长了浮躁情绪。王玉民说：“科学研究的不同类型，像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开发研究等，每一类其规律不同，它们的调控管理方法也不应该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年用八个字都概括了，叫做‘开放、流动、联合、竞争’。这种大一统的方法不能说是科学的。我们还不能按照不同类型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制定相应的调控措施。”有专家强调，我们对科研的运行机制，对合理的政策研究不够，这方面的宏观改革还不到位。这样就容易从管理决策层面淡化科学研究的规律性，难免出现违反科学规律的指挥管理失误。 B 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科技界无法超然之外，它的浮躁现象也就与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 

期望与差距让我们难以平静 

尽管有“四大发明”的荣耀历史，但我们真正的近现代科技史却很短很短，科技基础十分薄弱，而这方面可继承的科学传统、思想、文化、理念、方法更是少得可怜。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几经磨难，我们的科技水平与科技大国的距离实际上是拉大了。20年前，科技界终于迎来了春天，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仍然存在的差距和国家民族对科技的高期望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王玉民认为，有高的目标是好的，但同时还要有从基础做起，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对于科技界而言，从目前来说，既要有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供科技支撑的决心，又要有从头来，逐步增强实力，逐步发展的恒心。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恒心，远大的目标和科学的态度不能结合起来，就会适得其反，容易产生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 

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 

“整个社会都浮躁，你怎么写科技界的浮躁？”当一位资深记者得知记者要写这个题目时，近乎本能地立即反问到。虽是调侃，却也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实在贫困太久，我们被禁锢的时间实在太久，一旦得知生活还可以是另一种样子，一旦许多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各种机会具有现实价值的时候，物质和精神的欲望就像吹进空气的气球一样急剧膨胀起来。迅速致富，迅速出名，似乎已成为社会衡量成功与否的首要圭臬，以何种手段，靠哪路途径致富成名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并非都是圣贤的科技界中人，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力求使自己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达到自我认定并赢得社会承认的水准。而最符合逻辑，也最便利的渠道就是凭借如日中天的科技。在此情势之下，浮躁恐怕也就再所难免了。看看那些终日忙于各种论证会、评审会、鉴定会以及各类社会活动的拥有科学家头衔的人们，我们怎能要求他们做出只有苦心数载、数十载，倾其心智才可能做出的成果呢？ 

时隐时现的官本位主义 

如果问一个问题：正研究员相当于什么级别，享受何种待遇？相信会有不少人能迅速做出这个让外国人听都听不懂的约等式。在谈到官本位在科技界的表现时，有专家例举了两种形式：一是对有贡献的科学家业绩、精神颂扬得不够，而过多地宣扬部门的功绩、行业的成就、行政计划的结果；二是凡是好的科学家都尽快提升，要么当所长、院长，要么当局长、部长。其实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非常有前景和潜力的好苗子，但在国际上还没有成气候，只要让他们踏下心来苦战一二十年，是很有希望为国争光的。可是……让一流的人才当领导，好像这样做是一种荣誉，实际上是很可惜的。 

新闻炒作 

作为记者，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不少浮躁的产生是离不开媒体的炒作和推波助澜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袁江洋博士在谈到科学活动与新闻媒体的非正常组合所导致的失范现象时指出，“一些科学家试图通过不正当的新闻炒作提高知名度和竞争力……”而由于各种原因“新闻记者往往采纳了当事人的说法对之进行评价，由此造成一些报道失当。”实际上，我们的有些报道不光是“采纳了当事人的说法”，甚至还妙笔生花，任意拔高。 

C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原因 

马尔泽内曾说：掌握科学的人在解决日益重大的问题时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所以今天的科学家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伦理道德的指引。应该说，马氏在上世纪60年代所说的这段话，今天依然显得重要。实际上，对于我们科技界来说，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我们自身的思想、理念、方法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升华。袁江洋在谈到为什么总有人践踏科学规范，弄虚作假时说：“科学，对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而言，是一项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圣洁而崇高的事业，而对更多的science－man（科学人———记者注）而言，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科学活动并非价值中立的，它始终浸透着人的价值观念；当一些不正当的、或是与科学规范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相抵触的价值观念左右着科学人的行为时，失范现象便有可能发生。”“浮躁”与“失范”内涵与外延都不尽相同，但在道理上却有相似之处。 

尾声 

在整个社会都显现出某种浮躁的大背景下，有理由和有必要惟独拿出科技界来“开刀”吗？而且，很可能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甚至失之浅薄、偏颇。在采访和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记者在不停地问自己。然而，被采访者的热情、坦诚和由衷的焦虑与期盼让记者平添了信心。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科技界在社会和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它在我们民族进步的过程中已经、正在和将要发挥的重大作用。上世纪90年代的数次调查证明，在人们羡慕和尊敬的职业当中，科技人员始终列在最前面。这充分说明了科技界、科学家对于整个社会的示范性。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任元彪副研究员有一段话朴实而又精准：“人们之所以走上学术谋生而不是其他谋生的道路，除了现实条件和一些机遇性因素外，多数人都由于有对事物真相的好奇心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是有助于提高和保持道德水平的。……学术活动以求真求知为目的，它比其他类型的活动更要求人们遵守默顿所说的普遍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的道德规范”。 

有鉴于此，我们感到有责任把我们知道的一点说出来，为我们的科技界早日摆脱浮躁，轻装前进敲一声警钟，喊一声加油！ 

背景 

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的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羁绊 

一个国家技术交流、知识流动迟缓的原因有多个方面，诸如知识产权的合理认定与有效保护，社会深层文化积淀对企业合作精神及对“竞争性合作”观念形成的影响等等。我国知识技术交流与合作状况评价下降，说明我国科技创新系统整合效率降低。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个别地方违背了科技与经济分式协调的基本规律，超前要求科技活动实现商业化，特别是采取限定时间的强制性措施，使大学和科研机构以自我实现短期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改革，破坏了科技经济大循环的运行机制，既浪费了大量的技术开发人力、物力资源，又加剧了封闭倾向，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科技界有些人认为，当前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改革中强化了面向经济的微观动力机制，但弱化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宏观机制，这是我国的科研机构75％以上的科技力量已投入科技主战场，而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根本原因。 

以我们大学办科技企业，包括微软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博士在内的许多人曾提出尖锐批评。中国的大学出面开了许多公司，学校要为企业的职员提供住房、申请职称，为企业提供地皮，为企业上市申请政府指标。企业若挣钱还好，若亏损了，学校就要牵扯更多精力。 

专家指出，学校应专注于教育，为企业和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科技、教育、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但是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分工、协作机制并没有消亡，专业化依然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主要方式。我们目前的许多做法忽视了科技发展自身规律，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经济效益，这种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在自身基础上成长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现在则有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