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法国多个公共实验室,包括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居里研究所,甚至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等的主任和小组研究负责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号召大家集体辞去研究负责人的职务,抗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减少年轻科研人员招聘数量的做法。短短一周,这份请愿书居然征集到5000多个签名。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2002年新政府上台以来,法国公共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的科研经费总体上被削减了30%。到2003年12月初为止,国家科研中心2002年50%的运转费,一直没有到位;2000年政府给科研中心招聘583个年轻研究人员的位置,今年却只有了322个;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的招聘人数从2002年的95个下降到今年的30个。该院有些实验室的投资,甚至全部来自美国私人资金。著名的南巴黎大学去年居然关了两个月的门,因为没钱支付学校实验室的水电支出。
问题的出现在于,近年来公共研究机构积聚了很大一笔研究资金没有花完,例如:2001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结余了5亿欧元,农业发展国际合作中心结余了6800万欧元。此外,近年的统计表明,公共科研的投入产出比太低,虽然投资比英国高,但科研成果(论文、专利等)不到英国的一半。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上届政府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政赤字,所以本届政府不得不削减一些公共开支来减轻财政压力。所以,法国公共科研经费削减的事,恐怕不是单纯的资金问题,更多的还是政治问题。
许多实验室的主任都抱怨,“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打电话,寻找项目投资”。这正是法国公共研究实验室投资体系的问题之所在。所有的经费都必须向政府申请,且手续非常复杂,拨款未必充足;实验室主任无权增减研究人员,因为人事调配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只有工资来源勿需发愁,因为研究人员是国家公务员。且法国法律规定,研究机构不允许聘用短期研究人员,如果有研究项目或者合同,可以聘请合同制的年轻研究员、工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因此实验室主任的任务就是“抢”合同。12日,法国前科研部长、著名地理学家阿莱格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表示,他将去美国做6个月的实验,因为他所在的实验室既没钱做研究,也不能招来年轻的助手。
法国的观察家分析认为,科研投资体制的僵化,是法国科研失败的原因。大部分美国科学家是依靠合同生存的,他们每年都必须更新合同。这个体制迫使研究人员快出成果,不断地发表文章。而法国的科研体制则鼓励“极端”性的研究。研究人员有更多的自由度。他们可以从事风险大、周期长的研究,而不受“要么有文章、要么就走人”的威胁。但是,这种“自由”同时可能滋生了一些“什么都不干”的研究人员。此外,尽管流出法国的科研人员并不多,问题关键在于年轻人读完博士后,很难在法国公共科研界就业。而如果想要在法国搞研究,只有两条路可走:在公共科研机构中找到一个终生职位,或者到大学当研究式教师,但是招聘人数越来越少。在科研经费充足的美国,找位置相对很容易,而且美国本土的学生对科研兴趣不大,现在美国大学30%的研究员位置都被外国人占着。
也许,本届政府想要办成多年来多届政府没有干成的事,那就是改革公共科研体系。
希拉克总统月初向新闻界表示,法国的目标是在2010年时,社会科研投入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为此,政府将在今年出台一个“科研指导法律”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给法国的研究和开发体制注入新的推动机制。
总理拉法兰反驳新闻界就“科学家辞职”这一问题的提问时说,“我们没有减少公共研究费用,只是在逐步提高私营领域研究的比例”。
研究部部长克洛蒂•艾涅蕾夫人本月13日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很清楚一些公共实验室确实存在资金困难,特别是年轻研究人员的就业存在着难题,但是,“科研不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任务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即使在财政收入不佳的情况下,今年政府的科研投入比去年增加了3.9%。只是,今后政府对科研的投资将具有更明确的目标,主要投向政府的大型科研计划,如癌症、清洁汽车、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等有工业前景的项目。而且,政府在考虑投资文化的改革,希望更多地以研究基金的形式,来进行项目投资。此外,政府将更多地增加期限有限的合同制研究人员,而不是增加公务员式的终生研究员的人数,具体的战略将在“科研指导法律”中体现出来。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或许描述的正是法国政府改革科研体制所采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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