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科技日报发了顾海兵的文章《人才问题上的六大误区》，其中对我国现行院士制度多有指责。近日，针对《误区》一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中国工程院研究室研究员郗小林撰文，提出《误区》的一些论据背离事实，认为该文中称院士制度是“误区”结论带有偏见。他们希望，能通过介绍国内外工程院的实际情况，说明真相，辨清是非，与大家共同推动我国院士制度不断完善。———编者
■作为创新主体的科技人员之间应当不分种族、学历、年龄、性别，一律平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平等总是相对的
■院士作为荣誉性称号，和向科学家授予诺贝尔奖金一样，都是对其过去做出的具体的卓越成就的肯定和褒奖
■工程院院士是一个国家工程师的最高荣誉性学术称号，并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认同，这在中国以及美国、瑞典、澳大利亚、英国等工程院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是如此
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存在
《误区》说：“根据调研，世界上只有中国与俄国设立院士制度，其它国家只有会员。”这个结论完全是违背事实的。
近代科学在15世纪下半叶诞生，世界上第一个科学院于1660年在英国建立，法国（1666年）、俄罗斯（1724年）等国也相继建立，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建立。近代工程科学技术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比近代科学晚300年，世界上第一个工程院于1919年在瑞典建立，60年代后美国（1964年）、英国（1976年）、澳大利亚（1976年）等国也相继建立，比科学院的发展也晚了300年左右，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建立。今天，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有26个成员，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和中国、韩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工程院或技术科学院，俄罗斯、巴西等国工程院正在申请加入。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科学院和工程院都以Academy命名。英国的科学院（RoyalSociety）直译为英国皇家学会，但它明确地定位自己为英国的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显而易见，世界上绝不是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有科学院和工程院。
世界各国工程院的宗旨都是推动国家的工程科技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进步。除俄罗斯和芬兰外，包括中国工程院在内的各国工程院都没有下属单位，而把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与工程科技相关的决策咨询、鼓励工程科技的发明和创新、推动工程科技成果的应用、普及工程科技知识、促进工程科技教育、发展国内和国际工程科技交流、激励优秀工程科技人才成长和奖励作出卓越成就的工程师等作为它们的任务。
世界各国工程院中，除比利时采用理事制外，都实行院士制，以院士为主体，院士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并通过严格的程序选举院士。关于对于院士的定位，美国工程院称工程院院士是工程师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英国皇家工程院称将工程院院士授予最杰出的工程师，印度国家工程院称工程院是由最杰出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最高权威团体。各国工程院都把对工程科技发展做出过杰出成就和重大贡献作为院士的首要标准和条件。中国工程院将其院士定位于国家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性学术称号，是与国外一致的。
世界上大多数工程院实行院士终身制，除自己主动要求放弃、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工程院活动、不按时交纳院士费，以及严重违规或违法外，都终身保持院士的荣誉称号。中国、韩国等一些国家的院士在超过一定年龄后，将转为资深院士、名誉院士或荣休院士。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年老后，如不愿交纳院士费，也可申请转为荣休院士。
各国工程院都是非营利组织，收入来源构成各不相同，但包括中国工程院在内的各国工程院都把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咨询得到项目经费作为它们重要的经费来源，其中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咨询项目经费和企业捐赠占收入的绝大部分。
各国工程院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实质性的共同特征，因此，二十几个国家的工程院互相认同，自愿加入同一机构，共同促进世界各国工程科技事业发展。《误区》说“世界上只有中国与俄国设立院士制度”，是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院士和会员，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二者都有根本的不同，院士绝不等于会员。首先，院士和会员的定位不同。各国工程院院士都涵盖所有工程科技领域，并要求院士是一个国家最优秀的工程科技专家，而会员则是面向具体专业领域全体工程师的；其次，院士和会员的标准和条件不同。学会会员的条件，通常要求在本专业领域工作一定年限、有大学或硕士以上学历、有初级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是本专业有关部门的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我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各专业学会会员的数量都在几千人以上，最多的中华医学会会员达到43万人，而院士的标准和条件则严格得多，数量也少得多。中国工程院到2003年11月为止只有605名院士，覆盖200多个二级学科，每个学科平均只有不到3名院士，医药卫生学部仅有89名院士，中国科学院也只有600多名院士。院士人数最多的美国工程院到2003年9月为止有2276名院士（包括1870名院士，244名荣誉院士和162名外籍院士），而仅世界著名的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就下设41个专业学会，拥有38万会员；再有，评选院士与会员的程序也不同。选举院士有严格的程序，由各相关专业领域的院士依据院士的标准和条件对候选人进行评审，而成为学会会员的程序要简单得多，标准和条件非常宽松，大多数申请都会得到批准。因此，工程院院士是一个国家工程师的最高荣誉性学术称号，并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认同，这在中国以及美国、瑞典、澳大利亚、英国等工程院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是如此，而学会的普通会员一般都不具有荣誉性。笔者在美国读博士时曾是IEEE的学生会员，导师是世界知名的工程科技政策专家和IEEE的高级会员（Fellow），他认为成为美国工程院院士是非常高的荣誉。因此，《误区》所说“其他国家只有会员”，没有院士制度，将院士等同于专业学会会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院士制度不会“必然”阻碍创新
《误区》说：“赋予一个创新者所谓代表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头衔，必然会削弱其创新动力，也阻碍了其他创新者超越他。”这一论断既不合常理，也有违事实，只是带有偏见的臆想。各国工程院院士都是荣誉性学术称号。实际上，国内外专业学会普遍设有高级会员，它
也是一种荣誉性学术称号，而且从来没人提出过质疑。授予不同等级的荣誉称号绝不仅限于学术界，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国军队都向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英雄们授予不同级别的荣誉性称号。工程科技界向为国家工程科技发展立下卓越功勋的工程师授予院士称号，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院士作为荣誉性称号，和向科学家授予诺贝尔奖金一样，都是对其过去做出的具体的卓越成就的肯定和褒奖，而不管他们未来是否继续努力创新，再攀高峰。事实上，中国工程院和世界各国工程院的绝大多数院士在当选后，都没有《误区》所说的“因为获得院士头衔已是最高水平”，“必然会削弱其创新动力”的心态，而是继续以各种方式参与创新，推动创新。目前仍在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李国豪、张光斗、侯祥麟、钱学森等老一辈工程科技大师，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院士称号的，他们几十年奋战在中国工程科技创新第一线，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国工程院600多位院士，有的40多岁年富力强，也有的已年过90岁，他们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绝大多数都在力所能及地为祖国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精力。钟南山院士已经66岁，在我国遭遇非典袭击的严重关头，他和医务人员一起日夜战斗在最前线，提出了系统、有效的治疗方案，为战胜非典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和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韧已年过70,十几年来一直在殚精竭虑，奉献着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成为“神舟”五号遨游太空、实现炎黄子孙几千年飞天梦的大功臣；王大珩、张光斗和侯祥麟院士都已90多岁，仍在为我国国防、水利和石油事业呕心沥血，出谋献策。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盖茨是1996年当选的美国工程院院士，至今仍在软件技术和公司管理创新的第一线继续奋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误区》说院士“阻碍了其他创新者超越他”，令人莫名其妙。正如倘若有人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会阻碍别人创新，绝大多数人都会对之不屑一顾的。真正的创新者，无论是已经当选的院士，还是尚未成为院士的科技人员，都是出于强烈的事业心而奋斗的，绝不会由于在本领域中有了院士，就自暴自弃，放弃创新。《误区》也承认，创新者会从院士制度中获得奋斗的动力。在现实中，后来的创新者都会学习和发扬老院士的创新和奋斗精神，不断超越老院士取得的“最高”水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院士只是他们可能追求的目标之一，而这种奋斗既不会终止于获得院士称号，也不会“必然”阻碍其它创新者超越自己和其它院士。
《误区》认为，评定院士和确定专利和版权相比，“操作的客观性很弱”。必须指出，评定院士与确定专利和版权，一个是判断人，另一个是判断“物”，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操作方式必然很不一样，不能简单比较。评定院士是在国家科学技术的最高层次上对候选人的水平进行评判，需要由具有最高专业水平的专家群体进行，必须以对各种客观指标的判断为基础，也必须有最高水平的专家群体的主观判断；而确定专利或版权是对发明者或著作者、出版者的发明创造、著作的首创性进行确认，并授予其使用发明创造或著作的垄断权，它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外大量专利或版权记录进行检索而作出客观的判断，通常具有中等专业水平的人就可以完成。因此，《误区》拿二者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量的判断和决策，包括评选院士，都是在掌握尽可能多、但不完全的部分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主观判断和选择做出的，其中有的是正确的，也有的是错误的。产生错误既有信息不充分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错误解读或错误判断信息等主观上的原因。《误区》没有充分了解和正确解读世界各国工程院的信息，就断言世界上只有中国和俄国有院士制度，就是属于后者的错误判断。
《误区》否定院士制度的论点之一，是反对给科技人员定等分级，认为这是“封建的分封制、等级制、爵位制”。毫无疑问，作为创新主体的科技人员之间应当不分种族、学历、年龄、性别，一律平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平等总是相对的。教授与研究生可以平等地交流学术观点，但教授就是教授，研究生就是研究生，教授和研究生享有的待遇和社会认知是不一样、不平等的，我们谁都不会认为这是搞封建等级制。今天，世界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是实行封建制度的，但各国科学技术界都以各种方式对科技人员按不同能力、水平和贡献定等分级。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合理的学术等级制度有利于增强学术活力、激发创新意愿、提高工作效率。提倡绝对平等听上去很动人，但却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给科技人员定等分级和实行院士制度扣上“封建”大帽子更是不可取的。
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工程科技创新
中国工程院是根据老一辈工程科技专家的建议，于1994年建立的。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科技界最高的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最高”是因为它在国家层次上、涵盖所有工程科技领域，“荣誉性”是由于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学术称号，“咨询性”是因为中国工程院没有下属研究开发机构，它的最主要任务是发挥来自众多工程科技领域的院士的集体智慧和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优势，密切联系科技界、产业界和政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工程科技创新提供决策咨询。
9年来，中国工程院执行了超过100项咨询课题，涉及信息电子、机械制造、冶金材料、国防、能源、矿产、交通、建筑、轻纺、农林牧渔、环境生态、医药卫生等广泛领域。近年来，咨询工作进一步向宏观性、综合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方向发展，为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确定重大工程和科技项目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例如，中国工程院2001年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汇集了近300名院士和专家的智慧，涉及防洪抗旱、节水治污、环境生态、经济发展、城乡居民生活等许多领域，提出了中国必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一系列重要建议，被国务院确定为制定我国水资源发展规划和计划的基本依据。目前，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委托，正在开展石油天然气发展、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城市化建设、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科学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重大战略性课题的研究。中国工程院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
中国工程院多年来还开展了“企业技术创新院士行”活动，并与一些省市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提供咨询和实施合作项目，为企业以及地方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中国工程院建立了“工程科技论坛”制度，邀请中青年工程师和院士一起开展学术交流，为年轻的工程师提供展现才能的舞台。中国工程院设立了《工程科技光华奖》和《工程科技光华青年奖》，激励中国工程科技工作者勇于创新，攀登高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院士制度是不是“误区”，归根结底要由实践来检验。中国工程院9年来的成就表明，它是中国工程科技创新的积极促进者，是支持国家经济社会和工程科技发展的重要智囊团。今天，社会公众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制度，这是我国工程科技事业和中国工程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使院士制度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推动我国工程科技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观察
中国工程院和世界各国工程院的绝大多数院士在当选后，都没有《误区》所说的“因为获得院士头衔已是最高水平”，“必然会削弱其创新动力”的心态，而是继续以各种方式参与创新，推动创新。目前仍在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李国豪、张光斗、侯祥麟、钱学森等老一辈工程科技大师，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院士称号的，他们几十年奋战在中国工程科技创新第一线，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国工程院600多位院士，有的40多岁年富力强，也有的已年过90岁，他们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绝大多数都在力所能及地为祖国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精力。钟南山院士已经66岁，在我国遭遇非典袭击的严重关头，他和医务人员一起日夜战斗在最前线，提出了系统、有效的治疗方案，为战胜非典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和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韧已年过70,十几年来一直在殚精竭虑，奉献着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成为“神舟”五号遨游太空、实现炎黄子孙几千年飞天梦的大功臣；王大珩、张光斗和侯祥麟院士都已90多岁，仍在为我国国防、水利和石油事业呕心沥血，出谋献策。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盖茨是1996年当选的美国工程院院士，至今仍在软件技术和公司管理创新的第一线继续奋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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