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香港的高等教育也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一样，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而大不同于港英殖民政府时代的旧景。一个明显变化就是香港各大学都要求讲师以上的教员既要教学、又要从事学术研究，并且鼓励没有博士学位的教员兼职或离职进修，攻读博士。香港各大学过去并没有这样明确要求，现在则无论续约延聘或评级升等，都在教学标准之外，另有一个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准，即看是否有学术论文或专著发表。我相信在香港实施的有关学术评审制度，对内地有关学术规范和学术评审的讨论，应该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在实际运作中，什么是学术规范，怎样作学术评审呢？学术规范或标准当然不能简单划一，不同学科内容不同，在评鉴形式上也会略有差异。在自然科学领域，学术前沿的成果往往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性学术刊物上，而人文学科则不仅看单篇论文，更注重有研究专著在有名望的学术出版社发表。所谓“权威性学术刊物”和“有名望的学术出版社”如何界定？换句话说，学术的权威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真正的权威并不是一种令人盲从的威慑力量，学术权威不同于政治、军事或宗教信仰的权威，区别更在于此。欧洲启蒙时代强调理性而反对盲从权威，那主要是针对当时教会的权威和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而言，但把权威等同于让人屈从，则完全忽略了权威的真正意义。权威的本质绝不是非理性的盲从，而恰恰有赖于理性的判断和认识。庄子批评桓团、公孙龙等辩者之流，说他们“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而真正的权威正是使人心服口服、自动承认的权威。学术权威就是这样的权威，是理性而非强制的，是基于自发的尊重，而非发自外在的压力。学术即对真理的认识无分于阶级和民族，也无分于中外古今，不仅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要建立学术规范和合理的评审制度，就有必要重新界定学术权威的意义，重新建立学术权威，即学术本身的权威，而非受行政、意识形态和一切非学术因素影响的权威。

如果说真正的学术权威以学者个人的理性判断为基础，得到学者自动承认，那么权威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人会承认不同的权威，其承认的程度也会不同。但学术本身有一定范围和内容，在同一范围内，在相同或相近内容的学术领域里，不同学者又有大家认可的原则，可以达到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学术权威，就不可能是完全相对而漫无标准的。具体而言，学术权威会体现在第一流学者的著作里，代表某一范围某一时代最高的学识。多有这类著作发表的刊物就会成为权威性刊物，能多印行权威性专著的出版社，也就会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和威望。仅就英文学术著作而言，往往是名牌大学的出版社也相应有较高的声望，权威性学术期刊也大多由大学出版社印行。不过在大学之外，也有如企鹅（Penguin）、布瑞尔（Brill）、佳作（Vintage）、圣马丁（St. Martin's）、布拉克威尔（Blackwell）、鲁特列治（Routledge）等出版机构刊印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成为具有声望的学术出版社。无论学术刊物或学术出版社，在接受论文或专著之前，都首先由编辑部有关人员初审，初审通过，再送交起码两位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即所谓“peer review”。如果两篇评审报告意见分歧，还会送第三者再审。如果是大学出版社考虑的学术书籍，则在通过这些评审之后，还会由教授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讨论通过，才最后决定出版。这种匿名评审的目的，是希望从制度方面保证学术质量。在大学升等晋级的考核过程中，也会采取同样的匿名评审制，把申请者的档案，包括发表的学术论著，送交多位同行专家评审，并在审读之后提交书面报告，作为人事决定中重要的依据。评审者必须声明自己和被评者之间的关系，即是否曾有师生、朋友、同事，或共同研究项目的合作者等关系。一般说来，有这类关系的人不应担任评审，其评审意见也不具分量。在评审过程中，除非评审者自己同意，任何人不得泄漏评审者身份，但被评审者有权知道评语内容，所以往往可能把评审人姓名隐去之后，把评语转达给被评者。这种严格保密的匿名制度非常重要，没有这种匿名评审，就无法建立信誉，无法让评审人无所顾忌，直言不讳，也就不可能具有学术声望。当然，制度化的评审只是订出一些规章条款，使整个运作过程有章可循，从制度上避免营私舞弊，消除学术腐败。但规章制度最终要由人来执行，所以要健全学术规范，建立学术信誉和权威，必须首先提高每个人的素质和修养，进而提高整个学术界的质量。

学术规范在实际操作上很有意义的一点，是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写作规范。无论科学或人文研究，学术成果都是累积性发展的，这就是牛顿说过而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头上” 。在学术论著写作中，这就要求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前，首先对前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重要的研究成果，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作出忠实而非歪曲的陈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才可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出新的结论。在学术论著写作中，这具体表现为丰富的徵引和详细的注释，而作者正是在与前人的对话和论辩中，才可能把学术即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学术论著不仅要引用第一级原始材料，也要引入足够的第二级研究成果，其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一篇文章没有几个注释，或者有注释而不得要领，没有提到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和观点，看不出作者对论题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大概就难以通过严格的评审，在权威性学术刊物或出版社发表。匿名的学术评审在这当中起很重要的作用，评审越认真严格，也就越具学术权威性。所以就人文学科的书刊而言，会议论文集就不如专著有分量，而翻译也不能算研究著作。在大学晋级升等的学术评审中，论文或专著在什么刊物或出版社发表，也就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权威性刊物和有学术声望的出版社都会有严格的评审制度。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学术规范和学术评审制度，都只能提供基本的原则和指引，学术水准和学术质量的提高，归根到底取决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们自己。如果不从提高学术研究本身着手，而只停留在规章制度的表面，那就只会流于形式，结果是“走过场”、烦琐细碎而于事无补。此外，学术规范只提供带普遍意义的指引，合乎规范不一定就是最高的学术成就，也许有新颖独到见解者并不符合当时某些权威的看法，却又可能具开拓创新的意义。涉及人事的评审就更为复杂，因为同行专家人数不可能很多，能有足够学术知识和经验提供评审意见者就更少，所以这些少数人可能不断被邀担任评审，以至于应接不暇，不能认真审读，甚至于敷衍塞责，草草了事。此外，评审者有自己的看法，但也未免有自己的偏见，出于各种原因，有时评审报告不一定那么公平合理，所以在作最后决定时，无论是接受论著发表与否的编辑决定，还是涉及升等晋级的人事决定，有关委员会都需要对评审报告本身作认真审查，而不能盲目接受专家意见。其实只要以学术为唯一目的和标准，不带私心偏见，没有个人恩怨，评判学术成就的优劣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