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最近十五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除了各学科的专业重建与发展外，引起人们跨学科持续讨论与关注的重大话题，恐怕是非学术规范讨论及建设问题莫属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少数学者的提倡到90年代中期的主流学界的讨论，再到新世纪初，《历史研究》等学术重镇逐渐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正式颁行（8月）、“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的成功举办（10月）及其《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到教育部社政司主办“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11月）以及《学术规范读本》（4月）、《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8月）和《学术规范导论》（10月）的出版发行，学术规范已成为从学术界到新闻界、出版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我曾预言“或许2004年会成为中国学术界、高教界的‘学术规范年’”，看来并非虚妄之谈。 

学术规范之所以在2004年能有如此丰富的硕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人为炒作之故，而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有识之士多年奔走呼号、艰苦努力、集体劳作的创获。所谓“厚积而薄发”，其实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学术规范从开始讨论到如今终于开花结果的曲折历程。十几年来，从最初学界先进的民间倡议到主流学界的群体呼应，直至高校、科研机构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互动、契合，这一过程本身也体现了学术体制内外的合作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这种有益的合作简单地斥之为“试图与外部权力相结合而对学术界的活动施加规定的诉求”，并且预言这将“不仅会给遵循自身运行逻辑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引入布迪厄所言的那种‘异治性’，而且还会为其他权力干预学术活动确立一项‘先例’并为之打开方便之门。”（吉林大学邓正来教授语）大概是有些无的放失，甚至不无杞人忧天之嫌。至于说“如果学术规范的有效性渊源于外部性权力，那么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对学术规范问题的大讨论也就无甚意义了。因此，以任何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学术规范，都会使它自身的合法性大打折扣。”（同上）这恐怕也同样让人费解。学术规范重在建设，用杨奎松教授的话说是“既要教，也要管”，那么仅仅立足于和满足于“‘民间性’的学术运动”，自言自语，自我张扬，究竟又会有什么成效呢？反对者自己不是也承认“这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虽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彻底地遏止住中国学术界中的那些学术腐败现象”吗？不是也承认“不是拒绝那些主管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机关的参与”吗？如何真的“不是拒绝那些主管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机关的参与”，那么“以任何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学术规范，都会使它自身的合法性大打折扣”的说法是不是过于夸张乃至自我矛盾吗？ 

其实，学术规范之历经千呼万唤，终于有所成效，来之大不易，这本身就是学术界群策群力、集体智慧的结晶。《学术规范读本》和《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这样的综合性文选是过去十多年讨论的积累，同样，《学术规范导论》这样的专著也是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而总结、凝练而成的。这不是仅仅几个人、十几个人的作为，而是成百上千的一大批人多年来持之以恒、共同努力的心血的结晶。《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也不能简单地解读为“权力介入”的产物，因为它同样是奠基在上述学界内外的努力和协作的基础上的。我在答《人民政协报》记者问时曾说过：“如果把这个《规范》按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头上，这多少是抹杀了学者们这十多年来的辛勤讨论的结晶和心血。”因此不妨说，对上述《规范》的建设性批评是一回事，对上述《规范》的否定性评价是另一回事。事实上，这个《规范》出台后，既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得到了不少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对于这个试行的《规范》的进一步改进与完善，是至关重要的。归根结底，学术批评是为了学术建设。 
     
在现有的基础上，2005年，学术规范建设可望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正在委托专家起草《<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实施细则》，教育部将出台《关于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若干意见》，还将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在《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发布《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年度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学术规范书系》，除了已出版的《学术规范导论》（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外，还将在2005年初出版《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教育部社政司编），列入该《书系》的还有教育部社政司组编、由北京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规范导读》，该书将面向大学生层次的广大读者，以理论性和实用性为特点，系深入浅出、喜闻乐见的学术规范入门。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批评网文库》，除了2004年已出版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外，还将在近期出版《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杨玉圣著），收集了作者有关学术规范、学术批评和史学评论的主要文章。 

鉴于学术规范建设特别是学术规范教育在当下高等教育中的复杂性、迫切性和重要性，鉴于学术规范仍不无启蒙意义，因此，围绕学术规范建设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无论这种努力是来自学者个体、学术群体或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是值得鼓励、支持和肯定的。事实上，像学术规范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前沿性、共通性问题，单靠某一方面来完成，也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谁都有权利和义务为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添砖加瓦。而学术规范建设特别是学术规范教育的开展和发展，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至于出版界也由此而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也未尝没有可能。